甚至可以说，公共利益是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法律已经认同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法律范畴的正当性，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是法律的主要目的之一。

正如上文所述，布朗和伯替两人都出版过以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此术语为题的著作。而且，考虑到法心理学中的一些课题的及时性和重要性，一些特殊的资助项目被用以支持在这些领域中的深入研究（例如，青少年犯罪，虐待儿童，家庭暴力）。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Tapp, J. L. （1976）。Social 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hostile workplace environments: A test of the reasonable woman standard.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9, 263-281. [104] Small, M. A. （1993）。美国心理学协会第41学会（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现今大约拥有3000名成员，是1990年约1400名成员的两倍还多。人们曾讨论过法心理学家是否需要接受正规的法学训练。Training and career options in psychology and law.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05-216. [100] Hafemeister, T., Ogloff, J. R. P., Small, M. A. （1990）。

最后，紧接着前两个假设，该模型认为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心理学家的适当角色是顾问，而不是倡导者。理由很简单：这一领域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17]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私法可否存在 大多数论文认为中国公法私法关系的讨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这样，问题就变成公共性、权力性的内容为何，最终，作为社会事实的权力又变成了起点。[71]参见前注〔64〕，姜明安文，第8页。例如，郁建兴、刘娟的论文，参见前注〔25〕，郁建兴、刘娟文，第3页以下。[66] 而上述统一公法学主张，公法学的对象———公法关系由行使公权力的主体来进行区分，公权力主体包含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67]因此，该理论的特点是统一地把握公权力，形成规制公权力的规范。

[16]因此，所有的法都是公法，由于人民和国家在阶级性和根本利益上是绝对一致的，所以完全不存在私法的空间，并且公法的问题，即非对等性和权力性的问题，也几乎不存在讨论的空间。[59]  区分所有者型的公约禁止进城的务工者多人居住在狭窄的房屋内，其所蕴含的公权介入私权现象，徐洪军、薛东琦在《私法公法化视野下的公权干预私权———从上海市政府介入群租房现象考察》一文中进行了研究，除了考察行政权合理的介入以外，还探讨了公权力的存在价值和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徐洪军、薛东琦：《私法公法化视野下的公权干预私权———从上海市政府介入群租房现象考察》，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9页以下。

[61]前注〔11〕，金自宁文，第127页以下。上文所引用的部分出自原典，美濃部達吉『公法與私法』（日本評論社·1935年）3頁。[40]参见前注〔39〕，杨解君文，第46页。其中，‘所谓认可，是指当事者的法律行为非经国家同意不能有效成立时，国家对之予以同意而完成其效力的公的意思表示而言。

结果，美浓部博士主张的理论被中国学界作为同时代的（甚至永久的）理论所接受。[39] 物权关系，应该说，既包括了私法上的关系又包括了公法上的关系，[40]因此，他认为，应予保护的利益不仅包含了私益还包含了公益，由公法私法共同协力予以保护，从而得出结论：应打破公私法互不越界的传统认知局限，将它作为一部融合了公私法规范的综合法加以看待。[57]集体这里主要指的是农村的自治组织，例如村等。[10]郭明瑞、于宏伟：《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对我国民法的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26页。

结果，与私法不同的、以不对等关系或权力性行为为基础的特殊的公法规范的观念变得没有必要了。（三）公私法融合和公法私法的区分 如上所述，中国近年来对公法私法关系进行的讨论，大多存在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等所谓的公私法融合现象的问题。

[37]宪法和民法具体而言由于童教授（宪法）和梁教授（民法，之外还有赵万一教授等）之间激烈争论形成恶劣的关系，为了修复这一关系，特意举行了名为民法和宪法的对话的会议。并且，这种批判直接追问公法学的事实权力观，逐步否定公法关系的特殊性，可以预想，正像姜教授所主张的无色透明方向发展的权力观。

但是除此之外，这些论及美浓部理论的论文，最近的很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34]但是，该问题不但使本来即将审议的物权法延期一年以上出台，而且掀起了民法和宪法乃至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长期争论。例如日本的公法被认为是关于行政的特定的、固有的法，公法学的对象是行政组织及其作用、控制行政作用的国内公法。[28]萧也红：《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及其对现今中国之意义》，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1页以下。同时既然论述至此，作为责任，也应当对美浓部理论在中国的含义和作用进行再考察。对此，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地位变化。

以前论及私法可否存在论时，多数论文相当大部分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介绍和讨论有关否定私法领域的观点。例如，为了解决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恶化，地方的警察部门通过治安承包，由当地居民和工商业者等来承包治安的相关业务和户籍登记相关业务等。

另外，很多引用不注明原文。持此类观点的论文有的通过介绍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做出卓有见地的论断，中国传统法律仅由刑法和官僚统治机构组织法构成，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古代法律结构体系，甚至可以说是‘私法缺失。

因此，一方面，美浓部博士的论述被大量引用，另一方面，对其文本仔细地进行说明分析的论文却很少。[41]参见前注〔39〕，杨解君文，第51页。

但是，如此理解，所谓公法内容就毫无限制，范围过大了。日本对美浓部理论的批判，尤其对其沿用社会事实的权力观、导致国家权力和行政权优越性的混同的批判，[75]也可适用于中国的公法学。即为了私人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其他国家的），国家要服从强制的、拘束性的规则，并且这种强制规则还要求国家制定限制其自身权限行使的规则、废止和变更已有的规则。他首先指出公法开始成为国内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应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因此，公法学是门新学问。

原本在杨教授的论述中，也只是提出打破公私法相互不可侵犯的传统认识界限，因此，并不是要明确与该问题相关的公法和私法的内容。[4]特别是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他是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引起争论的物权法违宪争论的中心人物，他在自己的论证中批判公法与私法的极端区分，他指出，在中国法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公法与私法》这部名著的作者美浓部达吉说得很清楚，‘过于偏重两者的区别，‘我对之亦未能赞同，对美浓部博士的观点表示了强烈的赞同。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引用美浓部博士观点的，很难看出共通之处，各种研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并不拘泥于原典的脉络，而将碎片化的观点作为美浓部理论来使用。[71] 姜教授的理论有一处破绽，他先验性地将复杂而庞大的权力区分为国家公权力和社会公权力，对此不是用作为社会事实的权力性去描绘，而是用无色透明的概念共同体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来表示，权力只是共同体组织做出行为所具有的功能而已，权力的正当性求诸由共同体成员事前事后管理监督所保障的自我决定性，其庞大性也只是数量和种类的规模问题。

有关讨论主要从民法学的立场提倡私法领域从公法中区分出来→确立→独立的意识，并加以推进。但是，设想一下，连承认公私法融合存在都应当是困难的，如果认为公法关系大量地、密密麻麻地居于作为私法基本法规的物权法中，就是承认之前那种公法遍迹并应超越私法领域的状况。

但是，上述冯璩的文章中，有关于此的论述只占了论文的一小部分而已，而且其内容也只是介绍过去的状况，仅此而已。在2005年以来的论文中，搜索论及美浓部博士论述的论文，大概可以找到20篇左右，其中的引用都来自《公法与私法》一书的中译本。那么，要区分公法私法的各种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理论？下文对中国现实的各种问题进行概观，以此为基础而析出所需要的理论框架。例如，有一些研究已经涉及，对于强制性加入的资格团体、强公益性的各种协会以及学校和劳动组织，如何规范团体以及构成团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根据理论上的探索，渐渐地淡化作为社会事实的权力观的同时，紧接着发展无色透明的共同体行为能力来弥补这种空白。现今，人民参加选举的热情和直接行动非常多见，这推动了选举制度的不断改革，提高了人民代表活动的活跃度。

[60] 进而，新的现象是，以前被认为传统的由国家权力专属的领域出现了公私法融合的问题。[33] 作为当事人的民法学界，受到上述激烈的批判，似乎一致认为这种批判是荒谬无理的，大家应团结起来使物权法顺利通过，以为能够轻易地冲破这种批判。

产生这种理论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的国家权力是统一的。这一定义没有将作为社会事实的权力作为先验的前提，而且不问组织的性质和结构以及是否具有强制力，将各种各样的组织体、集体的行为能力都作为广泛意义上的公权力。